一組由馮可欣牽頭，調查傻寶、小葉等失蹤流浪人員的來歷，務必要查清他們的家鄉所在地，是否有前科劣跡，在楚原市是否曾有違法犯罪行為。

    第三組由我牽頭，對幾名流浪人員失蹤前的活動地點進行復查，不僅要檢驗其居住地和遺留的物品，還要對其經常活動的地點進行細緻排查，不放過任何蛛絲馬跡。

    許一帆希望，透過這樣縝密的地毯式排查，能夠一舉拿下這起極端冷血的系列兇殺案。

    可誰會料到，案情的峯迴路轉竟發生於不經意間。而事實真相，遠比我們想象的還要殘忍。

    實事求是地說，我是一個非常有責任心的人。無論在工作還是生活中，我都努力把每一件事情做到最好。我的居所總是乾淨整潔、井井有條，從沒有過那種忘了把重要物品放在哪兒而翻箱倒櫃的悲慘經歷。我對待工作兢兢業業、如履薄冰，無論出過多少現場、驗過多少傷情，我的心還沒有麻木，每接一個案子，無論大小，都拼盡全力敲定每一個細節，不敢有絲毫的懈怠和疏忽。因為我的工作不僅關乎自身的價值與榮辱，更關乎刑事案件當事人的未來、前程、自由甚至生命。

    可是，在排查失蹤流浪漢的過程中，許一帆的苛責幾次把我推到爆發的邊緣。他像一個乖戾的暴君和患有更年期綜合徵的女人的複合體，絮絮叨叨、婆婆媽媽卻又強橫霸道。儘管我一再解釋我已竭盡全力，對幾名流浪漢的失蹤現場仔仔細細地排查過，連一枚針都沒放過，但他仍然不滿意，一遍遍地要求我複查。

    這是對我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態度的侮辱。我差點兒就衝着他的鼻子尖怒吼，或者把現場勘查報告用力甩到他臉上。可是我剋制住了自己，畢竟這是許一帆主動攬到自己頭上的工作，費力不討好，就衝這一點，我敬佩他。試想，在任何一座城市裏，刑警隊長會不會留意到流浪漢失蹤？即使留意到，會不會就此展開調查，甚至大張旗鼓地立案偵查？

    也許會吧，不過除了楚原，我沒聽說過其他地方有類似的案件。

    我第四次返回兩洞橋——馬三曾經棲身的地方。曾與他作伴的那個又聾又啞的流浪漢已不在那裏，我們知道他的去向，他被市容部門驅趕到更偏僻的地方去了。兩洞橋被粉刷過，橋面鋪上了平整的花磚。這徹底打消了我複查現場的念頭。

    好在張豐乙還在那裏賣羊肉串，這讓我感到一些溫暖。不過他的神情也有些黯然，說市容已經下了最後通牒，為配合新任市長主抓的“亮麗楚原，平安楚原”工程，他的攤位必須在一週內搬到市郊去。他自嘲地說，前任市長的“繁榮楚原”工程把他拉到這裏來，可新市長一來他又要灰溜溜地滾蛋，他是他們手裏無數枚棋子中的一枚，可以隨意擺放和犧牲，也沒有人會在意棋子的感受。

    牢騷歸牢騷，張豐乙的烤肉串還是一如既往地香氣撲鼻。我在攤位前乾淨的小板凳上坐下，慢慢地咀嚼肥嫩鮮香的羊肉，想著以後再想吃到這樣地道的肉串，恐怕要到遠郊去找他了。

    張豐乙邊烤肉串邊說：“你們那個叫許一帆的隊長可真是了不起，對我們這些底層人的生活了解得很透徹，連流浪漢的來歷都一清二楚，而且聽我隨口說幾句話，就能猜出我的經歷，真是難得的人才。”

    我嘴裏嚼著肉串，聲音含糊地說：“你說話這樣文縐縐的，誰聽了都知道你是讀過書的。最近有沒有什麼好書推薦？”我並不是隨口一問，以前我們兩家住鄰居時，張豐乙和我經常互相換書看，他在讀書方面很有些品位。

    張豐乙說：“你天大忙得跟陀螺似的，還有空讀書？我目前最喜歡的兩個作者是詹姆斯·威爾遜和約翰·道格拉斯，這兩個人寫的東西都很有深度。”

    我一向對記憶外國人的名字感到頭疼，張豐乙卻能脫口而出兩個拗口的名字，我心裏暗暗佩服，臉上卻裝作不在乎，咬了口羊肉串，說：“還好吧，我也經常讀國外同行的作品。怎麼說呢，國情不同，文化不同，有些經驗可以借鑑，有些卻不行，必須有選擇、有甄別。”

    張豐乙笑道：“我又不是做警察的，看著娛樂就好了，還要甄別什麼。”

    和他閒聊著吃完了手裏的肉串，我揮揮手說：“後會有期。”頂著中午的太陽往警局趕，跑了一個上午卻一無所獲，心情不免有些淺淺的惆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