聽完俞齊說的話，嚴浩扶著下巴陷入了沉思，就連褒姒和戚芸也都若有所悟的樣子。的確，俞齊的話初聽起來是對傳統儒家入仕思想的衝擊，但仔細想來其實很有幾分道理。

    儒家傳統觀念對“利益”是摒棄的，《論語》中說“君子喻於義，小人喻於利”，將義和利對立開來，范仲淹更有“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”的名言。因此為官不為名不為利，就得爲了“兼濟天下”。

    然而這種觀點似乎在某種程度上捆綁了後世的讀書人。為官者就必須得大公無私，就必須要殫精竭慮，嘔心瀝血，不能存在有一點私心，但這樣的人是聖人，整個歷史又能找到幾個呢？以這樣的標準去要求全體為官者，或許存在一點要求過高的弊病。

    千百年來的讀書人，每一個都爲了家國情懷而寒窗苦讀，顧炎武有“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，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”的名句，龔自珍有“我勸天公重抖擻，不拘一格降人才”的吶喊，正是這種對天下蒼生的牽掛激勵著一代代學子們勤奮學習。

    這當然是一種神聖的理想，讀書人與為官者需要要這種純潔的理想，這也是儒家文明最核心的內涵與優勢之一。

    但是在具體的治國實務中，理想要有，麪包也有要，官員們如果真的要個個一生清貧，“家徒四壁書侵坐”，那也太打擊人做官的積極性了。因此俞齊說的話，是當下很實際的一個客觀存在的問題，那就是如何在保持隊伍清廉的情況下保證官員們的積極性？

    嚴浩立刻就想到了現代通用的一個做法——高薪養廉！

    其實高薪養廉倒不是現代纔有的名詞，中國古代在宋朝就已經有這個政策出現。宋朝官員的俸祿之優厚，可以說位居整個中國歷史上的封建王朝之冠，就連出差都有出差費，家屬還有贍養費。

    然而遺憾的是，高薪政策在宋朝卻並沒有養出“廉”來，官員們該貪的照貪不誤，貪汙的金額沒有減少，可官府的財政開支卻劇增，造成了宋朝中後期財政眼中入不敷出的慘象。

    歷史的經驗教訓證明，高薪養廉政策不是一個手段，而是一種激勵工具，透過高薪來刺激官員的積極性。高薪養廉政策必須要配合強有力的監督措施，而如今大魏朝的情況就很適合這種做法。

    於是接下來嚴浩和俞齊針對提高所有官員薪水的問題商談了許久，最後確定了一個比較具體的加俸方案出來。

    “俞愛卿，那就有勞你把今天和朕討論的內容做一下記錄，寫一份奏摺正式遞交給內閣。此事辦好了，朕就可以順理成章地提拔你了。”嚴浩說道。

    “謝皇上大恩，微臣感激涕零！”俞齊跪下磕頭道。這份方案完全可有由嚴浩自己口述給內閣，但是皇帝卻把機會給了他，不就是擺明了要藉此機會重用他嗎？對一個普通的地方行政長官來說，這當然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！

    離開了州牧府，嚴浩又到鄱陽府城內的仕女司去了一趟，一是爲了視察一下仕女司地方分部的工作情況，二也是爲了多聽取一些關於俞齊的事蹟。

    雖然一路上耳聞目睹，再加上和俞齊的交談，已經基本能確定這個人的才華和品性。但是如果能有更多相關的報告就更能讓他放心的啟用這個人了。